[摘 要]深圳、苏州、北京、成都四个城市的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受到诸多制度性障碍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主要通过教育和技能实现向上流动，而逆向流动则是他们面临城市社会排斥的一种无奈选择。
[关键词] 农民工；社会流动；地位获得；向上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阶级阶层关系也有了很大调整。以两大阶级为基本单元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城乡二元板块逐步瓦解。特别是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 2 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 数大约为2 亿人。事实上，农民工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非常关注。李培林认为农民工的流动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其他较高的职业阶层流动。李强从职业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初次与再次职业流动情况，认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和工作变动较为频繁，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职业地位普遍上升，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王春光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强关系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这也是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动上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外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庞大和固定的研究领域。在有关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中，边燕杰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1980 年以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状况，认为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崛起，使得过去以城乡分割、工作单位分界、干部—工人二分法以及政治分类这些制度化区分得以瓦解，社会流动几乎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几百万农民现在工作(在非正规部门) 和生活在城镇。赵耀辉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例， 考察了移民网络( migrant net works) 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角色，通过回归分析证明早期移民被排斥，有经验的移民对于后来的移民具有积极和重要的影响。 在社会流动研究中，一般根据流动的方向，把社会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根据社会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 我们认为，从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看，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代内流动；从流动方向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城乡二元分割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流动，带有向上流动的意义。概括起来，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有以下几个特点：(1) 从自发性流动逐步向制度化流动过渡。从整体来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最初是纯粹自发性流动，近年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逐步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流动。(2) 就业状态的不稳定性。流动农民工主要是在城镇的第三部门就业和流动就业。(3) 不受地域和户籍制度限制，自由流动。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工与城镇体制内的职工相比，在人身依附关系上具有更多的自由，他们的流动往往不受户籍和身份档案关系的制约。 本文以描述研究为主，试图通过对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城市地位获得等方面个案资料的分析，考察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本文的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国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课题的调查资料。课题组曾在2005 年7 月至11 月间，对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4 个城市的2 600余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对109 个农民工进行了个案访谈。本文主要引用上述调查的个案访谈资料，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情况进行定性分析。
二、农民工的城市社会地位获得
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韦伯(M. Weber) 强调了阶级、地位和党派(或者权力) 这些维度。地位维度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很重要。对于这一点，韦伯强调，地位群体倾向于围着他们自己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地位群体内部亲密的社会互动、婚姻和其他关系。这样，地位群体就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面临着新的环境适应与城市融入的问题。农民工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分层中寻求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