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地方政府的负债恶化和预算法修改的呼声入手，通过评析地方政府的各种因应对策，试图在财政联邦制的框架内，以地方政府的举债权和规范市政收益债券为切入点，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的合理和制度性划分，并力求寻找一个契合中国目前国情的财政分权模式。
【关键词】地方举债权；财政联邦制；财政法治
【正文】
随着财政法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地方政府财权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成为财政民主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财权与公共服务能力相适应的要求下，地方政府如何享有完整的财政收入权，学者和实务部门则从下放税收立法权的思考不断延伸，地方举债权的可行性成为关注热点。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第28条明确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一规定原则禁止了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权力，但该条的但书规定实际上又为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开了个口子，留下了后路。法律规定如是，但我们更应关注财政运行中的真实情况。
首先，从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支状况来看。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明确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 但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划分与授权，因此不可避免争议的发生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分税制的不彻底反映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妥协。 在这种非制度化的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对中央政府的依赖较分税制之前更为加大，原因之一是税收立法权的集中、地方扩大税源的法定权力基本缩减为零，比如说明显限制了地方政府在税收立法方面的自主权，明令禁止地方与企业订立税收承包合同 ，用透明的税收体系代替谈判方式，减少地方财政自主权，使财政制度更加趋向中央集权化。另一方面原因则是地方财源限缩，原本归属地方或享有高比例分成的税种，比例分成逐步向中央倾斜，而自筹资金的空间又为法律所限制。可以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权受到法律上更为严格的监管与控制。
但从支出上看，地方政府依然承担了众多的地方管理事务，而且很多支出是来源于中央的命令。如市政建设、医疗、教育等经费来源依然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仅就个别全国性重点工程等予以投入。
根据有关统计显示，1994年分税制实施之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大幅度提高，地方财政权大幅度下降，但中央政府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幅度较小。[1] 1994-2004年期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为52.4%，地方财政收入平均为47.6%；中央财政支出平均为29.9%，地方财政支出平均为70.1%。[2]由于这样的收支对比，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尤其是贫穷落后地区对中央财政性转移支付的依赖性日增（见表一）。
表一：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转移的依赖（1990-2000）[3]
1990 1993 1996 2000
地方政府支出份额 67.4 71.7 50.6 65.3
盈余或赤字 （1.2） 6.2 （22.3） （17.5）
来自转移支付资金的政府支出份额 2.0 0.0 44.0 37.0
其次，从地方政府拓展财源的渠道来看，完全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是不现实的，从表一就可以看出来自转移支付的中央政府支出份额并不足以因应地方的赤字，而在《预算法》明文规定地方各级政府不列赤字的规定下 ，地方政府只能通过预算外活动筹集资金进而完成部分市政支出项目，以达到支出和收入的预算平衡。主要的手段有：一是批地引资，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资源，通过无偿或者低廉的土地出让金，吸引土地开发商和建设商来进行各种旧城改造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通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重组等获得部分资金；三是向商业银行贷款；四是引进外资；五是发行“准市政债券”，由那些和地方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企业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城市或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用途的债券。
再次，通过逐条分析上述地方政府的若干融资渠道，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这些渠道都是在包括金融在内的社会融资渠道不畅的旧体制下的产物，随着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证券市场的规范性建设和入世后内外资企业一体待遇的逐步实现，地方政府在融资手段上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从批地引资来看，若干市政项目虽然带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但这些项目往往是由银行提供房屋信贷资金和按揭贷款，近几年信贷资金的急剧增加与此不无关系；同时仓促的批地融资，政府的短视行为随之带来的是耕地面积锐减、土地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开发及价格出现过热。
从地方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的过程来看，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股票市场趋于完善，地方政府通过 [1] [2] [3] [4] [5]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