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而结成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其内部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都为确保各自的国家利益转向更加务实的内外政策,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不惟美国的马首是瞻,对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重新定位。而美国以冷战后惟一的超级大国自居,动辄发号施令,引起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满,它们之间的矛盾在政治、经济、安全等一系列领域全面展开。例如,1996年美国通过旨在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和针对伊朗的《达马托法案》,试图将“治外法权”延伸至其他国家,招致欧洲盟国的强烈不满与反对。但是,西方国家之间协调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它们之间关系发展的趋势是竞争、摩擦与协调、合作并存,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将根据条件的变化而起伏。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一直奉行“遏制”社会主义的战略,并辅之以“和平演变”的政策。这一战略与政策已在苏联、东欧得手。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关系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很大变化,国家间交往正常。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接触”战略,并建立或致力于建立某种“伙伴关系”,发展正常国家关系,从对抗走向竞争共存。但是,西方国家中仍然存在敌视中国的势力,制造“中国威胁论”，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阻碍中国的发展,妄图西化、分化中国。
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冷战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美苏争夺的对象。冷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改为有重点、多层次地发展。首先,富有经济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拉美地区成为发达国家注目的重点,争相与之发展关系。其次,发达国家注意组建各种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区域性或跨区域性经济组织,促进南北经济合作较快发展。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防范重点指向发展中国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文化冲突、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向发展中国家发难,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的社会经济模式和价值观,以人权作为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维护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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