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剧场的时候，人声嘈杂，一片混乱。女演员尖声大哭，导演烦闷地大骂，配角们抽烟嬉戏，几个员工嘿哟嘿哟地拖着地布。我耳根发痛。
他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静静地读着剧本。他有高高的眉骨和鼻子，黑色的绒衣将他的脸庞衬托得十分干净。周围的一切仿佛都肮脏。
他握着我的手打招呼，冰凉而有力气。杨籽。我总是从下仰望她，因为他爬到那么高的剧场顶端去，带着发黑的白色手套。就象斯坦利的工人的白手套一样。一束追光下来，白炽。灰尘在光线中飘荡，舞台呈现出一种静谧和华丽。
最后一场演出时，他问我，要不要上去体验一下？我惊讶地点点头，安心地顺着两层楼高的竖直梯向上爬。因为他拿着两瓶矿泉水跟在我后面，用沉稳的声音告诉我，我就在你下面。
到最后一个灯光时，他笑着叫我尝试。他打开机器，我握着把手，他在我后面拖着我的臂肘。“她要去架子那里拿一个玻璃杯子，下蹲，然后过去沙发坐下，等待天亮。”观众鸦雀无声，女主角沐浴在光尘中，异常美丽。“啪”关掉追光机器的声音，然后是震耳欲聋的掌声。我也几乎跳了起来，几天的演出无一失误。
“最后一场你不下去谢幕吗？”
杨籽微笑这收拾机器和杂物，淡淡地说：“几十场演出了，谢幕和献花从来和我们无关。听见你刚才吸鼻子，明天陪你去医院好了。”
“我没事，总算收工了，一会儿去喝咖啡好了。”
“今天一夜要拆台哦。”“一夜？”
“对呀。”
他还是在下面护着我，我回到和上面完全不同的鲜花世界。
第二天约见一起看研究生创作的《长梦》，他迟到了十分钟，溜近来坐在我旁边，带着一股变色卡片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我们注视着昨天一同度过演出的楼上的位置，一个小胖子奋力摇动着手臂摆弄机器。我们都笑了，我哈着气想温暖我的手。
“冷了？”
我点点头。
“你看，说带你去医院你不去。”他说着，用手掌盖住我的小拳头，放在坐椅扶手上。
顿时温暖。我看者自己被拥起来的小手，脑袋空白。是那首《UNDER THE LEAF》。有如梦境。
“快看吧，傻瓜。这是一个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的故事。”
漫长的寒假，我在北，杨籽在南，很远。他说不，至少能天天联系。可是怎么算远呢？我们之间，触碰不到的距离，就觉得很远。
我害怕分别，这让我不敢更多地投入自己的感情。我害怕遥远，所以他告诉我，毕业后他会留在北京，哪里也不去。我问起和杨籽同班的丝丝，她告诉我杨籽的才气是被很多老师所欣赏的，大大小小的国际演出都带着他。我明白，除了优秀的才能，他也不是个随便许诺的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我消除了恐惧，安静地等待开学。
再见时，已是初春。他笑眯眯地站在宿舍楼下，靠着生锈的铁栅栏，祝我生日快乐。在他脚边，是一幅用白色绸缎包裹起来的画框。
这是一幅夏加尔作品的临摹，就叫“生日”。一个女孩子手里拿着一束花站在窗前，一个男孩子好象从天而降一般飞来亲吻她。整个画面色调鲜艳，但不知为何又略显伤感，或许是那种班驳的处理手法，就好象童话世界一般朦胧，不切实际。他同样亲吻了我的嘴唇，把我的身体包裹在他的夹克衫中，他告诉我，不要担心，他会留下的。我将头埋进他宽厚的胸膛里，就象在极端疲惫的状况下忽然被放置在松软的床上那样安逸、舒坦，甚至有些飘飘然。
到了三年级，课程紧张起来，我几乎见不到杨籽。他除了做毕业设计外，还不断地在找工作。他蓄起了扎扎的小胡子，看起来真的成熟了很多。一次他接我到他租的房子，做了一桌好菜。杨籽落实了工作，是一个广告公司，只是钱少得有些可怜，而且半年一签，不解决户口问题。但他还是掩饰不住兴奋。
“你不介意跟着一个北漂吧？”他用胡子扎着我的脸蛋。
我使劲地摇着头，用脸胡乱地蹭着他的脸。
毕业将至。他终于又出现在学校里，我羡慕地整理着他的学士服，他却酷酷地变得一言不发。丝丝告诉我，他妈妈病得厉害。我问他，他总是笑着说没关系，不碍事。拿到毕业证后他还是迅速地飞回了家里。
再次见面时，是他回来搬东西。
他把自己的一幅幅作品象废物一样丢弃，不做声。
我站在门口，就象看着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他。
明白这将是很久的一段离别。
“工作找好了？”
“找好了，和我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就是薪水高，能照顾我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停下来，顿了一会儿，又迅速地收拾起来。
“有了时间 [1] [2] 下一页 |
